Sara Hendren漫談:工程與藝術間的橋樑

三月 16, 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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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ara Hendren的作品,不論在工程、設計、身理和心理上,都在在挑戰我們的常識。
目前駐校富蘭克林歐林工程學院(Olin College of Engineering)的她,身兼藝術家、設計師和研究員的身分,正推動一場全校性的運動,旨在提升工程相關學系和學生,人文及藝術方面的素養。她同時帶領一支輔助科技的工作團隊,並於網站Abler.發表相關文章。她的作品曾在世界各地展出(其中包括白宮),更獲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(MoMA)庫珀.休伊特國立設計博物館(Cooper Hewitt, Smithsonian Design Museum)納為館藏。現在,她正為企鵝出版集團(Penguin Group)旗下分支Riverhead出版社,撰寫生平第一本書
 
我們透過Skype聊了很多:她的動機、作品和最喜歡的專題;為什麼在設計作品時,特別需要注意生活不便者的需求;還有忙碌的生活節奏,會如何影響一個人的作品好壞。為了閱讀方便,逐字稿的內容有稍做調整。
 
妳的事跡好多,而且都好酷,我都不知道要怎麼開頭了!目前是否有任何一項專題,是最讓妳感到興奮的呢?
 
那我從「在家做工程」(Engineering at Home)開始好了,它很有趣,而且我扮演的角色也有很特別的發展。那時做的是資料彙整,過程滿令人驚喜的。我們記錄了一位部分截肢的女性Cindy所製作和使用的各種器具。她60歲時心臟病發,很幸運地活下來了,但由於昏迷時的併發症,導致她失去雙腿下半截和所有手指。生命中期,在大肌群和精確動作技巧方面承受如此的損失,尤如換了一個身體,實在是很沉重的一件事。
 
我在歐林學院遇見Cindy。那時我與一位專精人類學的同事Caitrin Lynch一起,經營一個非正式的工作坊,引導學生探討輔助科技。Cindy帶著超大一包、製作精細的器具來找我們,我看著Caitrin說:「我們一定要做點什麼,拿出熱情,並為這些設計引來更多的關注。一起想辦法,或許可以用網站的形式」。所以我們決定向很有才華的網站設計與工程師Casey Gollan、以及技術高超的攝影師Michael Maloney請益,希望可以讓Cindy設計的器具,如同機器人的最新科技一樣,受到熱切關注。
 
「在家做工程」的背景故事以Cindy為主軸。身為截肢患者的她,符合保險給付資格,可申請給付項目中最棒的義肢:價值高達8萬美金的人工手臂和腳。經過了繁複的保險程序,她接受了使用義肢的訓練,也把希望寄託在上面。但最後的結果是,那受到高度關注並號稱次世代救星的義肢,雖然對一些人很有幫助,對Cindy來說卻一點用都沒有。為了面對這種狀況,她製作了一系列輔助日常生活的器具。
 
想起來很有趣,我們扮演的不是設計師,而是類似策展人的角色,要負責讓這些設計被大眾看見。我們形塑一種觀點,將大眾的眼光導引至已經有人在進行的事物。
 
2年前,我們向世界展現了這些設計,而且意外地受到了廣大迴響。我們在一次人類學研討會中獲獎,還收到三份展覽邀請,其中包括今年春天將於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(V&A)舉辦的「未來從此開始」(The Future Starts Here)。展覽內容囊括了在設計和工程學上,各種對「未來」的想像;昂貴的科技產物,或是具前瞻性的新發明。同為創造未來的一份子,Cindy的設計將會特別參與其中,述說著她的故事,也向大眾展示,低階、簡單的工具如何充當高科技的替代方案。即使不是設計師本人,我仍對整件事感到非常興奮,就像是為他人打聚光燈,也為我很有感的科技產物創造話題。
 
太窩心了!也恭喜妳,展覽的事情我有聽說!
 
謝謝。
 
話說我本來也想討論「未來從此開始」,它非常適合《MAKE》雜誌,因為它的DIY精神扭轉了一般對工程學的想像,也改變我們平常對工程師外貌或背景的既定印象。
 
妳的作品中似乎有一個共通之處:探究工程學的樣貌,並創造可以質疑和容納不確定性的空間。在我的經驗裡,工程學通常著重探索答案和解決問題,而藝術則在提出問題與檢討問題。所以我很好奇,在工程學的世界裡,妳怎麼看待自己藝術和設計的背景,而在定義或重新定義工程學時,它們又代表什麼呢?

 
喔!沒有錯!那些質疑本身最能闡明我的作品了。我過去讀了很多Maxine Greene的書。她是美感教育方面的哲學家,對教學有很多想法。她曾提及藝術領域發生的「集體想像」,指的是當一群人一起試圖理解一件創作或一則故事時,一起發揮想像力的過程,這特別容易在教室裡發生。她也說過一件我常常跟大家說的事:藝術和設計是一種管道,傳達世界不同的樣貌。事物或許不限於眼前所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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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世界上充滿了各種不同的可能性。
我認為,在設計的歷史中,為了解決問題,不乏基於專家統治或政治因素而作出的決定,而我試圖喚醒社會大眾,明白那些決定其實也是集體想像的結果。即使它們很官僚、來自專家或上位者,但確實證明了集體想像的作用。或許有些人不認同,但那也代表這個世界有很多供我們重新想像的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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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Amanda Cachia製作的行動講桌草圖,由Sara的A+A團隊製作。
工程師最擅長的就是這件事。一旦你清楚認知到,這個世界是由人們的各種決定建構起來的,那由人造環境衍生的作品就不會只有單一樣貌,因為到處都有不同的可能性。
 
我過去的學習歷程中,曾認為藝術存在著這樣的問題:我們現在或以後提出的那些質疑,會不會讓事情有預料外的發展。和工程師合作後,讓我領悟到很重要又令我振奮的一件事,就是他們也懂這個道理。一旦熟悉了這個世界的物理、數學和機械原理,還有那些1和0構成的編碼,這世界就不再只有眼前的一種樣貌了。和工程師一起吃飯真的很有趣,他們會看著窗栓、調味罐上的螺紋或是椅子的作工,然後說:「這設計得真爛,為什麼要這樣?」。他們知道所有的東西都能拆掉、解開、再重組。
 
所以工程學就變成我大量創作的一個動力了。多數主流的說法,認為工程學就等於鐵鎚和鐵釘,只是用來解決問題的,但它的能耐真的不只這樣,而且和藝術有交集。至於設計,則是橫跨其中的穹頂,說著:「我們身處的世界,那些架構、政治和社會,到底是什麼模樣?可以被改變嗎?喔!可以」。然後就一起看看我們那些作品,怎麼喚起人們的思想,探討事物的不同面向。或許那就是我們的目標,也或許只是簡單的問一句:「如果這樣,會怎樣?」
 
過去十年,我真的盡了各種努力,讓我的作品被接納為藝術,能進畫廊參展,或是作為工程學的一種形式,去影響工業領域。我想表達的是,雖然我可能不是想把事情做大的人,但我希望能為工業和文化帶來改變。
 
呼應妳剛才的最後一段話:「把事情做大」,妳的「無障礙標誌計」(Accessible Icon Project,正是從小小的「事物的不同面向」,發展成一件大事的最好例子。我最近發現那些標誌,都漸漸出現在大學的廁所裡了。
 
對啊!那個計劃的發展完全超出我的想像。不過那也代表我當初對整項計劃的思考不夠深。或許如你所知,剛開始這只是一項街頭藝術的呈現,而真正讓它起飛的,是因為發生了兩件事。
 
其中一件事情是,當時我和工作夥伴Brian Glenny一起,我一位大學時期的老友來訪,他是平面設計師。他說:「如果妳想要的話,我想我可以幫妳,讓這標誌看起來更接近公眾用途」。結果發現,原來是因為人們都在說:「妳這個街頭藝術的點子很棒,我們非常想要一個更加正式、通用的標誌」。所以Tim Ferguson Sauder就幫忙把原版的設計改得正式一點,符合Isotype標準(一種公領域圖像標示的標準,詳見Isotype),接著我們把它投入公眾領域,讓大家都能使用,不受用途限制。這整個過程是無償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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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目前的版本,可參閱99% Invisible(99%隱形,一個美國獨立電台)的文章,有詳盡的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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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期推出的版本。圖片取自該項計劃的網站。
另一個催生整件事的原因是,有一個非營利組織Triangle, Inc.聯絡了我們,他們說:「要不要一起用這標誌辦場活動?我們的停車場需要重新塗色,妳有新的標誌、我們剛好有個志工日,這一切不是正好嗎?」也就是從此刻,我開始認為:「好喔!從長期和社會層面的角度來看,這整件事好像比單純設計一個標誌更有趣了」。
 
整個過程以來都是這樣。起初我沒受過任何平面設計的訓練,用鉛筆和尺畫出第一個標誌後,就任由貼紙公司把它清掉了。換句話講,其實我身邊的人常常在說:「歐林學院還沒有這種標誌,為什麼其他地方沒有?我們也想要使用它」,但我沒有認真想過,誰特別需要這種標誌,而誰又不需要。我感興趣的是Maxine Greene所提到的事情、是喚醒大眾、是讓人們說道:「喔!隨著這段談話,我現在看待這件事的角度不同了。我不能忽視身障者的處境問題」。而這標誌顯然是個開端,會將我引向更大的事件,但比起形式上,我更在意設計本身能發展出什麼可能性。這也就是為什麼會錯失將它做大的想法,我當時甚至不太重視身為創作者代表的意義。因為它是公開資源、投入了公眾領域,而我擁有的權利不比其他在大學工作的人多,也不想從中謀取利益,結果它就自己從一個小點子開始攀向高峰了。這完全超越了形式問題。
 
「無障礙標誌計劃」會參與庫珀.休伊特博物館的一項特展,展期至9月。另外,再次讓我感到高興的是,庫珀.休伊特博物館最近才剛把它收購下來,作為館藏。好玩的是,策展人來回跟我們討論了好幾次:「這項計劃到底是什麼?」。最後館方決定將它收錄於數位館藏裡,所以要做影像紀錄。我們希望他們強調這項計劃帶給人們的際遇和事件,還有因應而生的人際關係,並且如數位資料的本質一般,是公開透明又合時宜的。正如哲學家Ivan Illich所言,它是「老少咸宜的工具」(Convivial Tool):既隨意、有彈性,又不受制約。
 
哇!妳現在手邊的計劃好多,不知道我能不能簡短地整理:妳目前簽了約,正為Riverhead寫書;妳是非營利組織New America的會員、全國人文基金會(NEH)的公開學者,又是梅隆基金會(Mellon Foundation一項專案的主持人。可以請妳簡單扼要地介紹一下這些事嗎?另外,我聽妳的學生說,妳很強調生活不要太忙碌,那妳怎麼取得這些工作和「不忙碌」之間的平衡呢?
 
喔!很高興你問我這個問題。New America和人文基金會主要為我帶來人脈跟經濟上的支援,幫忙取材、好讓我寫書,所以都與寫書的計劃有關。我非常感謝它們的幫助!
 
說到梅隆基金會。我主要關注身障者議題,另外又熱衷於一種想法:我想把藝術和人文領域的歷史、工具和方法,還有過去深刻認知到的事物,帶入工程學的領域裡。我想我們目前身處的時代,高等教育有點被設計思考(Design Thinking,以人為本的精神)美化了,當然其中有值得探討的部分,但我有點擔心在如此的思考模式下,我們要怎麼宣稱那些歷史、人類學和藝術方面的工具和方法,能夠幫工程師作出更棒的作品。並且進一步地,將這些作品視為當前政治、環境與文化的一部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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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想設計思考本身有值得探討的部分,但我有點擔心在如此的思考模式下,我們要怎麼宣稱那些歷史、人類學和藝術方面的工具和方法……」
梅隆基金會來訪時說:「我們通常不資助工程學方面的事情,但我們認為或許有什麼可以跟妳討論的」。所以才有辦法執行一連串的計劃,讓我們的校園更加充滿藝術氛圍。現在,越來越多滿懷創意的人進駐校園,我們同時資助工程學的學生,參加藝術機構在夏季舉辦的實習計劃,另外還為人文學系開設暑期學程。我們學校本來就有很棒的藝術和人文學系,而這一切就是要告訴大眾,我們是很認真看待藝術的,它不只是裝飾品或休閒活動而已,而是工程師最重要的夥伴。
 
夾雜在寫作和梅隆基金會的事情之間,我向歐林校方表示想暫緩教職,因為可能會沒辦法顧及每件事。所以我們達成協議,讓我以駐校藝術家、設計師和研究員的身分,繼續與學校合作。或許以後還需要教書,但這也讓我暫時從中休息一下,也騰出空間能顧及學校、梅隆基金會和我自己的事情。
 
你說得沒錯,我很重視空閒時間。如果不散散步、閒晃一下或不設目標地四處探索,我的工作效率會變得很差,所以我會替這些活動預留時間。我和那些對這類活動有強烈信仰的人一樣,堅信如果不花點時間與人對談、獲取一些深度啟發,或是像Daniel Kahneman一樣快思慢想,那我就沒什麼好說的,會失去主見。所以我保留很多空間用來閒晃。我對生意和生產力沒有什麼很直接的熱情,面對學生也是以這種姿態作為榜樣。我的生命有孩子參與其中,也有學校形成的公眾社群,讓我樂於以公民身分投入;我大量閱讀、喜歡和與我不同的人對話。這些事都很重要,值得為它們保留時間。
 
我拒絕一般人給自己灌輸的美式思想:如果你自身的存在總是被需要、不可取代或是萬能的,那麼你就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。我覺得那是一種陷阱,擁有得多不代表富足。我試著告訴學生,你的生命中不是只有工作或履歷表的內容。孩子還小的時候,我花了好幾年,盡量回家和這個小生命相處,不做什麼受眾人矚目的事。所以我感受到時光的流動、季節的交替。我希望為現在的年輕人,樹立這樣的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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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就是不能接受一般人給自己灌輸的美式思想:如果你自身的存在總是被需要、不可取代或是萬能的,那麼你就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。我覺得那是一種陷阱。」
可以請妳多介紹一下妳正在寫的書嗎?
 
一言以蔽之,這本書是關於殘疾在設計裡扮演的角色。多年來,我與人們討論了各種代表性的案例,而且我真的很想透過書本,來探討殘疾和設計相遇後產生的結果。所以書中提到跟殘疾有關的設計的各種層面:從穿戴式產品和義肢,到家具、房間或建築,還有都市規劃,乃至系統化的規模。透過這本書,我想表達:設計無所不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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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道:「不可或缺的玩伴和無障礙設施」。圖片來源:Slope Intercept。
然後我想說的是,殘疾事實上是綜合各層面的體感經驗產生的,所以它會與人造環境當中的挑戰與不協調之處有關,不過也同時帶來深度的創意與發明。我希望大眾知道,在生活中感到不便是大家都有的經驗,也意味人與人之間的依賴關係是很人性、很普世的。哲學家所謂的「自主性迷思」(Autonomy Myth)也是我想討論的一件事。我認為西方自由主義精神中,包含個體與他人切割的這種想法,並且認為獨立是人類最原生的樣貌。但我覺得,歷史反而顯示了相反的結果。
 
殘疾是指引人們認知這件事實的管道。當然這其中隱含許多深層的智慧,不過我也不是要特別美化這件事。那些身懷殘疾生活的人,比其他人更需要依靠物品、科技和系統化的支援,尤其是他人的幫助。
 
所以這本討論設計的書籍開頭,我提到了來自印度的簡易義肢、紐約的厚紙板家具、為失智患者設計的用具,還有更多其他的。看著這些不斷出現的設計,我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、什麼人牽涉其中,而從中我們又能瞭解什麼。殘疾基本上是普世的,我們的生活總是伴隨著人們的需求、天賦和依賴關係。這本書廣泛地探討這件事,並且從不同角度,試著帶領讀者重新想像一個更好的未來。
 
這一切太令我著迷了。我也認同殘疾的研究確實為不同領域帶來了幫助。所以基於好奇心,我也多加研究了這方面的事。但愈是研究它,問題也愈多。我自己也不太清楚怎麼表達,例如當妳和周遭的團隊使用「殘疾」這個詞的時候,也有人針對它提出質疑。我當然可以繼續問一些很入門的問題,不過我想現在更值得向妳請教的是,在開始撰寫這本書之前,妳是否認為有任何根據,可以替這本書和殘疾相關的工作背書呢?
 
說到用詞,人們確實有各種不同的想法。不過談論起在發展上遭遇狀況的人,我身邊的人大部分比較能接受顧及感受的用詞,例如「患有自閉症的人」(雖然那不太通用)。社運人士則將那視為「身心障礙」。還有「健全程度不同」的說法,但我對這用詞有別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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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(……)我認識的人會說:我身懷殘疾,不是因為我的腿沒有用,是因為世界上的樓梯太多了。」
就算被誤解,也不至於世界末日。人們現在還是持續使用「殘疾」這個詞,是有原因的。不是因為他們的身體有殘缺,而是因為他們理解自身在政治的範疇之下(不是醫學的),還有很多權利需要爭取。將自己歸類為殘疾,代表你知道自己身懷的一切,與周遭的人造環境、教育系統和交通方式之間存有矛盾。所以我認識的人會說:「我身懷殘疾,不是因為我的腿沒有用,是因為世界上的樓梯太多了」。
 
所以在現狀改變以前,「健全程度不同」只是一種迷思。或許身心相對正常的人們會說:「喔!嚴格說來,我們不是多少都有「殘疾」嗎?那這樣說的話,我們不就也包含在內了嗎?」。對,嚴格思考起來確實是這樣,但從實際面來說,不是這種意思。我們身處的這個世界,仍存在許多不友善的環境,如果你去看看世界衛生組織針對殘疾和經濟提出的報告,會發現前途仍然渺茫。所以我身邊的人會說,「殘疾」是我們使用的一種範疇。
 
這不能直接回答你的問題,不過我認為語言問題是很複雜的。我面對群眾或學生,都會說:「你的動機才是最重要的」。如果要和身懷殘疾的人交朋友,或許你Google一下就可以找到一些指引,但其實你只要開口問對方就好了。你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?這是很簡單、很互相的道理。我自己從事的創作,也只是想讓人們舒服一點而已。
 
真要說起根據的話,Vox Media(媒體公司)針對網路環境友善的問題,提出了很棒的做法Stella Young是來自澳洲的社運人士和自我擁護者,她在一段關於殘疾的TED演講裡,提到「激勵色情片」(Inspiration Porn)的說法。我覺得那很棒,是個同時避開敏感地帶,又能好好討論殘疾的方法。
 
Graham Pullin的書《當設計遇上殘疾(暫譯)》(Design meets Disability),也很適合刺激思考。作家Georgina Kleege分享了很多自身的經歷。紐約時報社論版的殘疾專欄也很棒,充滿了各式各樣的經驗分享,文章不長又容易理解,每篇內容都不同,而且都隱含小小的人生智慧。我覺得它是最適合入門的管道,雖然最近才開始,不到一年半、來得有點晚,但總是一個好的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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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rmen Papila帶領大家閉著眼睛遊覽歐林校園,測試Sara的A+A團隊製作的「行動發聲裝置」。
我很期待能看看妳提的那些著作。最後,就讓我們用這個關於願景的問題收尾:在將來,藉由妳的工作和作品,妳希望創作和生活領域有什麼樣的改變呢?
 
我希望未來,創作這回事的範疇能更廣泛,讓那些以往不被視為創作者的人,還有擁有不同體態與心思的人,不再形單影隻,都能以合作者的角色參與創作,並且秉持他們深刻的見解,一起建構一個更讓大家期待的未來。
 
對於藝術,我在乎的不只是一些小巧思,我也希望能將那些更細微、隱喻性和象徵性的特徵,帶入創作的領域。讓美感不只做為機械的包裝,更成為這世界的一部份。
 
另外,我希望未來,創作更加著重作品本身為人們帶來的交流、際遇和環境,不用太過注重它有什麼硬體或軟體。
 
我想這樣的未來是大家都能一起支持、努力達成的。謝謝妳花時間接受我的採訪!

 如果你想瞭解更多,可以前往Sara的網站。其中我最喜歡的連結有兩個:一個是刊載於《連線》(Wired Magazine)的文章「科技都是用於輔助的」(All Technology is Assistive),還有一段與Rhizome(非營利組織)的採訪,討論Abler.、義肢和生化人(Cyborg)的議題。

(譯:蔡牧言)
【原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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